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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基本收入:谁才是真正的受益者?

· 热门,公共政策

本文原载于《纽约客》

作者: Nathan Heller

翻译:ONES Piece 翻译计划 Thea Chen|审校:何聪聪

译者按:「全民基本收入」并不是一个新兴的概念。但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与上升通道的收窄,这个本已淡出历史的构想重又在世界各国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浪潮带来的失业问题日益加剧,更是令「全民基本收入」赢得了从亿万富翁到普通劳工的广泛支持。部分国家和地区甚至已经率先推出了试点项目。《纽约客》的这篇文章从十八世纪斯宾汉姆兰的故事说起,梳理了 UBI 的过去和现在,呈现了来自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对它的想象,让我们听见了反对者的声音,或许还能为目前中国正在热议的社保征收变化带来些许启发。

1795 年,一群治安法官聚集在英格兰的斯宾汉姆兰(Speenhamland),试图解决粮食价格上涨带来的社会危机,其中的挑战在于贫困加剧——即便在非失业群体中也是如此。那时的社会体制(后来被称为「伊丽莎白济贫法」1)把穷人分三个群体:能工作的人、不能工作的人,以及那些似乎不想工作的「赋闲穷人」。前两个群体可以通过当地教区获得工作和援助。第三类穷人则要么被强制劳动,要么因懒惰而集体挨打。随着粮食价格上涨,教区里挤满了求助者,管教赋闲穷人变成了一项庞大而艰难的任务。

于是当地的治安法官设计了一种方法,为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补充家庭收入以满足基本的日常开销。一名成年男子每周能获得购买三加仑(大约 8.5 磅)面包的补贴,每增加一名家庭成员每周就多得 1.5 加仑面包的补贴。这意味着,一对有三个孩子的夫妻每周可以带回家超过 25 磅重的面包——这个数字非常可观。这项计划让人们从事低薪工作或者根本不工作就能得到生活津贴。

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叙述的艺术,各种数据指标交织在一起,讲述着世界如何运作。当斯宾汉姆兰制度在英格兰扎根并开始蔓延,它变成了一则警示录。这里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托马斯·马尔萨斯2指出,相比之前的收入,贫困补贴允许夫妻抚养更多的小孩。同时代的大卫·李嘉图3抱怨说,斯宾汉姆兰模式是一种财富的流失,「轻率地出让了认真勤勉者的薪水」。多年后,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抨击了这一制度,认为它压低了劳动的薪水,而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则将斯宾汉姆兰视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原罪,在新的生产机制建立之际,隔绝了下层阶级与劳动力市场。1834 年,当斯宾汉姆兰制度结束时,人们重返劳动力市场,发现已失去自己的位置。废除这一制度的委员会用狄更斯式的救济院取代了它——以另一种极端的方式,纠正了这个彻底失败的项目。

1969 年,理查德·尼克松正在准备一个激进的扶贫项目,一名顾问发给他一份有关斯宾汉姆兰实验的备忘录。这个故事把尼克松吓坏了——也就只有他会被这样吓到,之后尽管他对个别问题的焦虑有所缓解,但总体的担心依然存在。另一名顾问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 Moynihan)在 1973 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该项目的书中写道,斯宾汉姆兰是促使尼克松在家庭援助计划中增加工作要求的最初推动力;在那之前,他并没有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尼克松最初的设想是,四分之一没有收入的美国家庭每年可以得到 1600 美元(相当于今天的 11000 美元),外加食物救济券。这些补贴会随着收入的增加变得微不足道。他希望自己成为一名提升底层阶级的总统。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共同反对下,计划在参议院夭折了,唯一幸存下来的是被斯宾汉姆兰所激发的对纵容赋闲穷人的恐惧,正如尼克松之前经历的一样。在他的任期结束之前,一个之前不为人知的概念,道德风险——即人们在免于承担后果时行为会更加肆无忌惮——已经成了右派的指导原则。工作要求这项做法延续了下来,一开始是在劳动所得税抵扣制,然后是在比尔·克林顿的福利改革。而尼克松计划的核心,即莫伊尼汉在《保障收入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a Guaranteed Income)中所说的「社会政策的巨大飞跃」,则被埋葬在尼克松华丽的失败中。

但最近,同样的趋势再次出现。被重新定义为基本收入的保障收入,正获得从自由主义者到劳工领袖的广泛支持。一些人认为这项制度是一种取代繁琐的政府官僚体系的简洁、有效的方式。另一些人觉得这可以抵抗即将来临的残酷的经济压力。但是,围绕它的问题正是半个世纪前尼克松所面临的。公众会支持这样大胆的举措吗?如果答案肯定的,它又能奏效吗?

最新一部主张此类项目能合理解决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阵痛的著作是《给人民发钱:全民基本收入将如何终结贫困、革新工作、重塑世界》(Give People Money: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Would End Poverty, Revolutionize Work, and Remake the World),作者是经济记者安妮·劳里(Annie Lowrey)。劳里信奉政策,致力于将这个概念落地。她写道,「是我们选择的方式,决定了事情的样貌」。她这本资料翔实的著作衡量了金钱和一点希望可能带来的广泛影响。

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 UBI,是指每个成人——不管贫穷还是富有,是否工作——都可以从政府拿到的一份固定收入。不同于今天的资产测查补助4或劳动补助,全民基本收入的金额通常是相同的,而且不需要什么条件就能获得。根据特定系统设计者的不同,它们可能会取代所有现行的政府援助项目,或者作为一个更广泛的保障体系加以补充。劳里写道,「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种经验、一个理想,而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政策」。理想是,社会的第一要务,应该是关注人的生存体验;经验是,也许它不通过不公平的再分配计划也能实现。

人们通常对全民基本收入有一种本能反应。对许多人来说,政府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或者保护底层阶级远离饥饿,这显然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举措。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样的支出过于庞大,是一种浪费和对懒惰的奖励。原则上,政府把基本收入固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不仅可以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也可以促进企业繁荣发展。在美国,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一般会提出每月一千美元——足够在美国生活,但不足以生活得很好。

近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全民基本收入产生兴趣,但抱着审慎的态度。去年,芬兰推行了一个基本收入的试点项目;今年春天,政府决定不再延长项目至明年,标志着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怀疑。与此同时,其他试验仍在继续。试点项目已纷纷在加拿大、挪威、苏格兰、爱尔兰落地。从 2017 年开始,创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资助了一个为期多年的试点项目。斯托克顿市(Stockton)是旧金山以东的一个工农业城市,市政府即将测试一项每月向低收入居民发放 500 美元补贴的计划。去年,斯坦福大学推出了基本收入实验室(Basic Income Lab),以进行基础研究。

该计划在北加利福尼亚备受欢迎、也被迫切呼吁的原因之一是:它是未来主义对技术效率黑暗面的回应。我们被告知,机器人会让我们失业。这种情况发生得越多,现有的劳动力保障体系就越紧张。在《提高收入下线:全民基本收入如何重振经济并重建美国梦》(Raising the Floor: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Can Renew Our Economy and Rebuild the American Dream,2016)一书中,劳工领袖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将全民基本收入作为对技术性失业的回应。斯特恩做了一辈子工人,曾是拥有 200 万会员的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的前领导。他认为,机器人的崛起和机械重复性的工作将「使集体谈判的作用边缘化」,因此他做出了战略转向——为失去权力的工人阶级做准备。「走进一家苹果店,你就看到了未来,」他引用了一位经济学家的话。「劳动力的未来就在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穿着 T 恤的聪明家伙身上,而他们的工作就是成为一名零售店员。」(这首先得假设人们会经常去传统的实体店。)

根据劳里的评测,现有的体系「如果面临巨大的不平等和失业浪潮,就会摇摇欲坠,最终失败。」但在财政上,目前尚不清楚全民基本收入是否可行。劳里跑了很多数据,但其中的大部分她都拒绝给出结论。她认为在美国全民基本收入应该是每月 1000 美元。这意味着每年 3.9 万亿美元,接近整个联邦政府当前的支出。要支付这笔费用,劳里提议对收入、碳、地产、污染等征收新税。不过,她同时也对成本出奇地乐观,因为很少有什么重要项目能在联邦财政上取得收支平衡:「布什的减税项目没有『平衡』。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也没有『平衡』」。她指出,当这个国家想要推行一个大项目时,庞大的全球经济体系所带有的灵活与弹性将会显现出来。

这个公开计划并不会让谨慎的人感到放心。一个重要原因是,到目前为止,这项计划仍停留在人们的脑海中,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另外,这个模型也算不上经过深思熟虑。与劳里的新闻著作相对应的学术著作是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和杨尼克·范徳彼特(Yannick Vanderborght)合著的《基本收入:建设自由社会和健全经济的激进建议》(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这本书通过衡量经济、哲学、实践,对全民基本收入的优越性进行了全面论述,颇具说服力。和劳里一样,他们认为基本收入是一个健全的社会项目,是一种正确的「希望」:虽然不是一项完美的制度,但相对其他方式而言,是最好的。

一般来说,资产测查补助的难点之一在于,它必须决定谁才是最应该接受救济的——这是伊丽莎白济贫法的遗留问题。这里存在一个道德边界。劳里指出,目前的项目更倾向于有工作的穷人,而非失业人员。种族或者种族主义影响了某些政策的形成,而且寻求援助过程中政府提出的要求可能并不明显,且可能越来越繁复。谁来证明流浪汉的雇员身份?如果负担不起提供残疾证明的医生费用,你又如何获得残疾援助?有了全民收入,贫穷似乎并不是问题,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生存权利。

观察者往往对这一主张感到不安。我们真的要给那些吸毒者、酗酒者、骗子每月发钱吗?2010 年,一组研究人员开始向利比里亚贫民窟的瘾君子和罪犯发放 200 美元的款项。他们发现,这些钱并没有被浪费在恶习上,而主要被用于基本生活开支或流向了合法企业。这一结果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了呼应,表明全民基本收入被应用在经济不景气的海外国家可能最有益。

和许多研究这一策略的学生一样,劳里提到了肯尼亚,在那里她报道了一个小村庄里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她不愿透露具体是哪一个,因为她担心这会成为盗窃的目标——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该试点项目由一家名为 GiveDirectly 的非营利机构运营,其资金主要来自硅谷。从这一方面来说,这是一项关于有效慈善的研究,而不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但结果令人鼓舞。在 GiveDirectly 每月(通过手机应用程序)给每人支付 22 美元之前,X 村只有土路,没有家电,还有被劳里委婉地称为「公开排便」的方式。如今,根据她的说法,那里是一个充满创业精神的地方;而曾经,他们的日子只是为了生存而存钱和精打细算。(付款将持续到2028年。)

一名寡妇对她说:「我要优先处理三件事情:修一个坑式厕所,修补被白蚁毁坏的房子,还要加固牲畜围栏,以后鬣狗再也不能从我这找到任何东西。」一个游手好闲的酒鬼买了一辆摩托车做起了出租车生意,兜售肥皂,买了两头牛,还开了一家理发店。他的工作收入成倍增加,到处吹嘘着自己的新生活。

作为一种纯粹的国外援助,劳里认为,基本收入比捐赠物品(一盒鞋子、蚊帐)好,因为现金可以用于任何用途。印度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告诉她,有了每年约 100 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印度(世界上三分之一的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印度)的贫困率可能从 22% 降至不到 1%。这些数字非常惊人。但印度正在经历官僚政治的重大变革。而在美国根深蒂固的政治氛围中,全民基本收入有可能找到立足之地吗?

拥护者指出,这一构想得到了两党的支持。保守派福利评论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是早期的狂热者。他的著作,《在我们手中: 取代福利国家的计划》(In Our Hands: A Plan to Replace the Welfare State),呼吁每年一万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外加灾难性医疗保险,以取代现行的社会福利项目以及社会保障。他认为,资金应该直接发放给受助人,而不是在政府多年的管理不善下化脓烂掉。默里认为: 「全民基本收入可以将所有有工作能力或与他人相处能力的人的非自愿贫困率降到零。」

不过,尽管持不同政见的人可能都会支持全民基本收入,但是基于不同的理由,而且设定数字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越来越多包括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和尼克·斯尼瑟克(Nick Srnicek)在内的左翼思想家 ,都在鼓吹慷慨版本的全民基本收入,无论是把它作为保障体系,还是作为将人们从维持庞大的公司机器运转的劳苦生活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方式。商业中心主义者和硅谷人士则认为,这种方式能解决产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廉价劳动力与应用程序和人工智能导致的失业——而不阻碍发展。在《普通人的战争:美国就业机会消失的真相,以及为何全民基本收入是我们的未来》(The Truth About America’s Disappearing Jobs and Why Universal Basic Income Is Our Future)一书中,安德鲁·杨(Andrew Yang)主张采用这一模式作为绕过不成熟的政府体制的方法。这位美国风险资本家已经申请参加 2020 年的总统竞选。在他的畅想中,这一模式将与他所谓的「人本资本主义(human capitalism)」相结合。他解释说:「例如,某个新闻工作者曝光了一个污染源,某个艺术家美化了一座城市,或者某个黑客增强了我们的电网,都可以得到社会信用的奖励。我认识的大多数技术人员和年轻人都将竭尽所能解决这些问题。」

许多超级富豪也对全民基本收入感到非常兴奋。伊隆·马斯克曾表示,这将是「必要的」。理查德·布兰森爵士也说,「全民基本收入可以赋予人们尊严。」它对富豪阶层有什么吸引力呢?首先,这个系统设置了一条硬性的预算线:设定收入数字、开始、结束。再没有新的项目、新的规则。同时,它缓解了道德负债:因为每个人都有底线,当有钱人获取更多财富时,他们的负罪感会减轻。最后,全民基本收入契合了唯才体系(meritocracy)的某种理念。如果每个人都能获得显著的提升,那么这场竞赛的赢家——那些超级富豪——就会认定他们是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机敏做到的。当然,富豪们喜欢全民基本收入,因为这符合他们要把财富回馈社会的说辞。

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显然是一个例外。他在《公平的机会:反思不平等与我们如何赚钱》(Fair Shot: Rethinking Inequality and How We Earn)一书中,试图摆脱这样的说法——他的成功是因为特别的技能。休斯曾是创办 Facebook 的宿舍成员之一。目前,他正在资助斯托克顿市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项目。在年近三十时,Facebook 的上市就让他的身价高达约五亿美元。在上市之前,他为巴拉克·奥巴马的第一次总统竞选工作;之后,他买下了《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的多数股权,但管理不善以至引发大批员工离职,最终将其出售。他对自己的失败直言不讳,对自己公认的成功也缺乏信心。《公平的机会》讲述了一则有趣的关于成功的故事,因为作者对自己如何走向成功感到困惑。就像是电影《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里,如果查理问「为什么是我呢」,旺卡只是耸耸肩。

休斯的书是一部政治著作,也是一部回忆录。他写道,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郊区长大时,母亲会剪下优惠券,而他参与的课外活动项目中大多数是非白人孩子。他梦想有一个更远大的人生,于是申请进入顶尖高中。私立名校安多弗(Andover)提供了经济援助,但还是不够。于是,他给招生办打了电话,恳请得到更多援助。一入校,休斯就感受到了自己的贫穷,便从功课上寻求自我认可。这让他得以进入哈佛大学,和三个并不相熟的男生同住一间宿舍,其中就包括马克·扎克伯格

休斯不懂技术,但 Facebook 创立时他在场,鉴于他能说会写,便被派去负责 Facebook 早期的公关工作。到毕业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在主管 Facebook 的公关与市场营销事务,还目睹公司从风险资本家拿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投资。这令他备受困扰。「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天赋,而马克以及我大多数大学同学都很聪明,也很有天赋。」他这么写道。

休斯在寻找一些额外的因素来解释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另一个来自其他中产家庭的人,最终得到了五亿美元和登台巡演的机会。首先,关键的一点似乎是,他努力进入了安多弗。但是,这种早期随机的野心——即使它与资源无关,但确实反映出社区信息的传递——真的能决定谁将收到机会的垂青么?休斯认为,这些个人得到的机会与现有的经济背景这个广泛层面的因素息息相关——正是这种背景让他和他的室友变得超级富有。他写道:「在一个赢家通吃的世界里,一小群人通过早期的行动获得了巨大的回报」。他认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正是由于以牺牲普通人为代价推行撤销管制、金融化、减税和降低关税等政策,像 Facebook 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才成为可能。

休斯认为,解决方式就是适度的基本收入:家庭收入不到五万美元的成年人每月可获得 500 美元。他认为这是对现行体制的巩固,可以通过取消对「像我这样的」超级富豪的免税政策来筹得这笔钱。

一年 6000 美元不是什么巨款。但休斯相信略微的补助就足够了。他回忆自己从 Facebook 获得的第一笔大额分红——十万美元——并意识到,如果他每年留下五分之一,那么无论如何,在他有生之年都能指望至少 5000 美元的年收入。钱虽然不多,但意义重大。他写道,「离生计越远,就越容易思考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我想要什么,我怎样才能得到它?」他年轻时,那些安多弗孩子们所拥有的令人垂涎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财富,他们真正的财富是选择的保障。

从选择而非金钱的角度来思考基本收入,有助于清除认识其机会与限制。就目前的水平而言,人们可能会怀疑休斯提出的每月 500 美元是否真的足以提升一个人生存的质量。他说,这个数字将使 2000 万人越过贫困线,然而任何 3000 亿美元的项目都应该做得到。休斯对全民基本收入——甚至是像他自己提出的中低水平的基本收入——代替资产测查补助的疑虑显得更为相关。(他说,「用专门为穷人准备的福利来换取类似低保这样,旨在为中产和穷人提供经济稳定性的福利,将是一种倒退。」)他好奇,为什么明明可以直接将现金给那些有需求的人,还要向那些过得不错的人洒那么多钱呢?

其中一个答案是,那些无法忍受类似政府施舍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从这样的缓冲中获益:任何一个被老板严苛对待的员工都可以拿着基本工资,自由地离开。事实上,从某个角度来看,给每个人都发一张同等金额的支票自然会重新平衡选择的机会。给千万富翁 1000 美元几乎毫无意义,但对一个中等收入的人来说意义重大,对一个穷人来说,更是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怀疑论者可能会说,设想的下线很容易会变成收入的天花板。这也是马克思对斯宾汉姆兰的控诉:一个有基本收入的社会失去了给劳动者支付高薪的压力,因为最低生存保障的限制消失了。我们早已在零工经济中看到了这种效应。企业声称工人的付出是灵活可变的、兼职的,他们肯定从其他地方获得了糊口的收入,从而支付微薄的薪水。

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总是这样反驳,收入下限的增长也会提升其他东西。支持者说,如果工人们不再为了糊口被迫从事任何能找到的工作,那么工作一定得是对他们有价值的。当然,这对那些极不受欢迎的工作确实如此:厕所清洁工的工资肯定会增加,或许还能得到一支刻有他们名字的钢笔。但是对于那些吸引力不止是薪水的工作,亦即大多数中产的工作,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了。有竞争力、有声望的行业通常会给初中级员工支付较少的薪水,因为他们可以这样做。有抱负的人渴望在上升通道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他们接受低薪。而且,因为这对富裕阶层的孩子和亲友来说是一个较为容易的让步,有影响力的领域可能会挤满了「名流」。这是全民基本收入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还有什么,那就是,热门工作的报酬会缩水到车马费的水平,而选择的机会将再次回到富人手中,因为对他们来说,缩水并不意味着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全民基本收入的真正问题不在于资金的转移,而在于利益的特权——不是谁能得到服务,而是谁能得到最好的服务。一个有启发性的类比是免费大学。针对伯尼·桑德斯在 2016 年提出的免学费计划的一项批评是,许多美国家庭至少能够负担一部分学费。不用支付任何费用,这笔钱就可以用来充实生活:绘画课、私人辅导、投资、救助孤儿或者熊猫的旅行,以及其他富裕阶层为提升他们的小资生活所做的准备工作。尤其是一小部分入学竞争激烈的大学——当今教育市场上能通往上层阶级、影响力与稳定工作的最可靠的上升通道的那一部分学校——那些真正没钱上大学的人仍然会输在起跑线上。在美国其他事情仍然严重不平等的情况下,通过在孩子们真正需要时提供经济援助,至少机会会更加均等。

当然,休斯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之后他一路平步青云,从哈佛校园到登上商业杂志封面。现在,他是那百分之一中的一员,这意味着,相比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的同龄人,他的儿子进入常春藤盟校的可能性是对方的 77 倍。这些效应与所谓的「结构性不平等」有关。休斯的故事表明,这一切与他童年时期的经济状况无关,而与长久以来利润从工人到股东的流向有关。所以,任何要长期保护劳动力的项目一定不能止步于现金或者福利的再分配。这种解决方案需要优先考虑公共利益,而不仅仅是公众奖励。它甚至可能要求许多全民基本收入的倡导者所痛恨的:监管的重新安排。仅仅只是提高最低收入水平,并不会动摇最庞大、最关键的不平等的根基。

全民基本收入虽然有效,但不足以维持一个国家长久的社会经济健康,正如你不能指望一台机器上了发条就能自行运转。这一认识可能会在某些支持者间引起矛盾,因为这些人推崇这一模式,恰恰是因为他们认为它似乎意味着一劳永逸。这也可能会抑制该计划光明的政治前景,因为健康的全民基本收入必须基于其他改革,而这些改革的综合效果不可能是成本或利益中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只是说明它不是万能灵药。

或许,这种差异可以一分为二。几年前,荷兰职业思想领袖鲁特格尔·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在他的畅销书《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Utopia for Realists)——书名反映了该书的基调——中倡导全民基本收入。研究历史的布雷格曼希望我们能够摆脱贫困,废除边境控制和每周 40 小时的工作制。(他更喜欢每周工作 15 小时。)他指出,GDP 不是衡量社会繁荣的可靠指标,因为它没有反映健康、清洁的空气以及其他如今定义第一世界成功的指标。他对基本收入的兴趣在于将愿景和现实结合起来;像许多支持者一样,他把它吹捧为一个绝对的原则和最大化的善行,并试图平衡这两点。这项尝试让布雷格曼重新开始思考斯宾汉姆兰项目,他明确表示,项目的失败是「名不副实的」。

根据布雷格曼的分析,关于斯宾汉姆兰失败的报道仅仅基于被授权替换这个项目的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他写道,这份报告「很大程度上是捏造的」。那个时代的人口增长并不是马尔萨斯所认为的不负责任的家庭援助计划所造成的,而是过分的责任感导致的——一旦到了工作年龄,孩子就会成为家庭可观的收入来源。另外,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也是原因之一。(同样的人口爆炸也发生在爱尔兰和苏格兰,而这两个地方并未受到斯宾汉姆兰体系的影响。)斯宾汉姆兰时期工资很低,但历史学家沃尔特·I·特雷塔纳(Walter I. Trattner)指出,在斯宾汉姆兰之前,工资同样很低,并且在采用自动脱粒机之后,工资出现了进一步下降——因为机器消除了一整类工作岗位。

换言之,斯宾汉姆兰确实提供了一个教训,但它并不是最广为传授的。在《失败的福利革命》(The Failed Welfare Revolution,2008)一书中,社会学家布莱恩·史廷斯兰(Brian Steensland)指出,如果当初尼克松的家庭援助计划通过了,那么保守党的政策可能会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老布什担任国会议员时曾经支持低保计划。同样支持的还有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从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他和迪克·切尼(Dick Cheney)帮助施行了一项面向 1300 个家庭的实验,以了解适度的经济补贴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工作。实验表明,下降幅度小于预期,研究人员对此感到高兴。也许,我们可以期待, 随着斯宾汉姆兰失败的错误说法最终得到澄清,美国在未来能够做得更好。但我们管理未来的能力并不比我们理解过去的能力强。

[1] 1601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制定的济贫法案。

[2] Thomas Malthus,18 至 19 世纪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著有《人口学原理》。

[3] David Ricardo,18 至 19 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之一。

[4] 是指鉴定福利申请者是否符合获得某项服务的资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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